城市急救 能否再快一点

周先生的同事近日因为急性心梗被送到了北京急救中心。事发当时，周先生立即拔了120，从急救中心出发的救护车在20多分钟后赶到病人所在地垂杨柳医院。周先生事后告诉记者：“那时正值晚上7点，下班高峰还没有过去，回急救中心的车一次次被堵，最后竟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。我都快急死了。”据了解，由于急救网络功能不健全、堵车而影响转运时间甚至危及病人生命的事，每天都有可能发生。

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一位负责急救工作的同志在谈到此点时，并不否认拖延事件的存在。他说，这主要是因为交通、路况和车辆的缘故，救护车干着急没用。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、急救专家李宗浩教授认为，北京这一以“中心”为主派出救护车外出急救的格局，是不可能满足市民的急救需求的。他说，在西方发达国家，外出急救时间一般是7分钟，不超过10分钟，北京现在一般做不到。他认为现在亟待改变我们的急救观念，切实建立、健全和完善我们的急救网络，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。“急救中心”的叫法本身不科学。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急救机构，像消防机构那样全面分布。

记者从医政处了解到，中国目前大致有三种急救模式。一种以上海为代表，几乎全部的救护车由急救中心调度；一种以广州为代表，城市没有急救中心，由各家医院各自派车急救；另一种即以北京为代表，采用院外和院内相结合的结构，既有一个急救中心，内设治疗住院部门，又在9个区县各设了一个急救站，负责转运病人到就近的各大医院，从而形成“1个中心”加“9个站”的网络。就北京模式而言，中心和急救站的急救力量是有区别的。据了解，救护车共有三类：负责一般转运的车、治疗车和抢救车。各区的急救站现在都没有抢救车。卫生局的同志告诉记者，这种车太贵了，每辆100万元。因为医疗设备很紧张，他们现在能做的，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的设备。健全急救网络并使每个机构尽量具备“中心”的规模，对于这一构思，他表示“不太可能”。关于经费，李宗浩提出了新的看法。他认为，单一依靠政府投入建立急救机构在国际上已呈淘汰趋势。要使当代急救事业持续发展，就应充分利用社会民间力量。

李宗浩说：“由于资金、设备、人员等的不足，北京急救站的力量非常薄弱，所以事实上主要由中心派车急救，而这显然可能严重延误抢救时间。”据介绍，发达国家专业急救机构的功能通常与消防机构合并。由经过医学培训的消防人员等组成急救队伍，承担院外救援任务。他们的优点是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、脱险急救能力强、常用急救操作技术也较熟练。那么北京的急救工作是否有与消防、公安等部门合作的可能呢？

医政处的那位同志认为，首先得要考虑这些部门是否有这方面合作的意向；其次，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，一定得是医学院毕业的才能行医，这就等于把这些部门的人员拒之门外。他说，美国的消防工作属于职业的工种，消防队员受过全方面系统的培养，其中包括急救工作的训练。这完全不同于我国在消防等部门实行的兵役制度。这位同志表示，目前与公安、消防、交通等部门联合的工作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：第一、在遇到突发事件时，这些部门能及时提供何地需要急救的信息；第二、在急护车行驶的过程中提供交通的方便。李宗浩则提出，还可以让警察、消防队员学会一些最基本的急救技术，使病人在急护车赶到之前不致于被错误急救。

“北京的急救体制应与国际接轨。”李宗浩认为，中国的急救事业应注重开展这些工作：一、形成城市、地区完善的立体交叉、城乡交融的急救网络，缩短急救半径和急救时间，同时，发展直升机、轻型飞机的空中急救；二、大力加强社区的急救培训，使更多的“第一目击者”掌握基本的以心肺复苏、创伤救护为主的知识、技能；三、加强急救医学的科研工作，有条件的地方成立急救医学研究所，集中研究现代城市急救体制、网络、运作、服务等方面的课题。他说，城市今后建立急救中心站时，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。急救中心站是该市或该地区急救工作的“龙头”，与社区内的急救网点要真正形成网络。同时，专业急救机构可以单独设置或挂靠医院，但将与城市公安、消防、交通等有关部门的关系日趋密切，救援业务互相渗透。李宗浩认为，以医学科学为基础，有可能产生新的急救模式。